卢:通过《超越2008》报告,我们其实误打误撞地进入到当时以中国为代表的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和MINT(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土耳其)这些新兴国家所面临的需要寻找环境与发展论述突破的情景当中。 我2009年作为UNEP的专家到上海去看煤电站的发展时,还跟国际NGO的同事有很多辩论。当时他们要推动“不再新增燃煤电站”(No New Coal),我是反对的。我觉得当时这个提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不现实而且是没有合法性的,你这样去讲你马上就会在中国的能源讨论里出局。 我观察到的是,上海有一个事实上的煤电封顶(de facto cap)政策。它没有用这个词去形容,但它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要求新增的煤电装机容量必须置换旧的装机容量。这样因为新的机组效率更高,能发更多的电的同时也减缓煤炭消费的大幅上升。当时上海已经在试点推动超超临界机组, 脱硫脱硝也有硬指标,也意味着煤电成本就要上去。我觉得对那个时间点(2010年前后)来讲,那是合适的、进取的政策。对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讲,如果那时全国都采用上海的政策,我们后面的煤电不会疯狂涨得这么厉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更稳健、现实和公平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卢:我很早就开始推动公民生物多样性联盟的建立,让中国NGO可以更有系统和组织地去参与昆明大会。我觉得中国NGO的表现肯定要好过天津。至少现在生态环境部认可并发函邀请民间组织参与公民生物多样性联盟,我觉得这个是十年前不可预见的。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环保NGO和国家之间多了一点信任和默契吧。 我期望中国NGO可以去塑造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些讨论,引入原创的观点,贡献我们在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所积累的独特经验。我特别想提的是西方目前还是存在非常二分法的观点:环境与经济发展互相对立,零和对弈,此消彼长,自然保护区里面最好没有人的存在。包括主流国际NGO讨论CBD的目标的时候,也有这种倾向。但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把一半地球保护下来,另外一半地球怎么糟蹋都可以。 我在WWF内部坚持提出“自然与人的新政”(New Deal for Nature AND PEOPLE)。从四十年前WWF在中国开始做环境保护工作,这里的保护区里就是有人的,就算是大熊猫保护区的核心区也有很多老百姓,祖辈赖以为生。在中国的道家传统中,“洞天“就是一个有人的地方,它是一个避难所,是在人们居住的乡镇后方的山林。终南山相对于长安、青城山相对于成都都是“洞天”。当时这些洞天都有很清楚的村规民约,不可以在水源里面投毒、不可以杀害野生动物、不可以随便生火等。从社会功能上而言,洞天可以说是古人的一个生产性环境,一份生态保险,当万一有战祸的时候,人可以逃难避险。 从这个角度去看,“洞天”应该是人类最早的有组织的自然保护区。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从一开始就跟人的生存和安全乃至子孙后代的使用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太极图一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圆融统一。 说明:本文作者与受访者曾于2004-2009年期间在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共事